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的召开，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使中国的申遗工作掀起了空前的热潮。无疑，无论是官方还是在民间，人们都已看到了世界遗产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利益。但是，我们究竟对世界遗产了解多少，对于遗产的研究工作深入到哪些层面，对于世界遗产的公众知晓率的提升到底有多少，这些方面的工作仍需进一步深入。

　　世界遗产是一门涉及文物、景观学、艺术、建筑工程、城市规划、管理、经济学、法律法规等多学科交叉的新学科。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后，才刚刚开始重视对此学科的研究，而在高校正式设立世界遗产研究中心更要晚至21世纪。目前，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相继成立了遗产研究中心，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工作。2002年，中央美院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主要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研究、民间艺术品开发等一系列项目。高校的研究中心基本上依靠各自的学科强项着重于世界遗产的某些方面进行理论探索。
对于遗产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上升至一门新的学科——“世界遗产学”，“现在的世界遗产学尚在襁褓和构想之中，且不说学科体系，即使一般性的发凡起例的工作都几乎阙如。”遗产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等严格来讲都未确立，尤其涉及遗产的法律法规研究工作亟需进一步加强，遗产保护需要一个包括统一法律法规在内的明确、高效的管理体制的建立。

　　一、世界遗产学应有文物学、景观学的融贯发展
　　文物学在我国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学科，这里就不做详细说明了。景观的概念从古代形成，沿用至今。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在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正式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由此，世界遗产即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和文化景观。

　　首先应明确文物学和景观学的关系。世界遗产无疑都是各个国家在自己文明发展史上形成的，都是文物，因此称之为“遗产”，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物质遗产都是景观资源。明确这样的观点，对于提高整个社会对遗产和遗产事业的认识，想来是大为有益的。“按照景观学要求，利用世界遗产构造人文景观（包括保护好已有的由文化遗产而营造出的人文景观和整体风貌），借旧元素熔铸新文化”，是世界遗产得以更好的保护和开发的必由之路。因而文物学和景观学的交叉融汇是世界遗产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具有现实意义，已在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在理论上仍然是一大空白。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由于理论研究的缺乏，大家已看到了很多此方面未能理顺关系而导致失败的实例。比如有张家界武陵源遭联合国遗产委员会警告，不得不以十亿巨资拆除景区内建筑；有在世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内修建“东方佛都”主题公园事件；再有黄山用塑料松树仿制过去的迎客松景观，因此而显得苍白无色，破坏了黄山的整体景观美，也违反了世界遗产的“原真性”原则。一方面大肆毁坏着世界遗产，一方面又盲目地建造包括仿古建筑在内的新“景观”事件，对遗产的破坏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皆因没处理好世界遗产与景观的关系。

　　二、着眼于民族文化，深化对世界遗产的研究
　　再者，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世界遗产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嵌，如就全中国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红山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刚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即是我国东北高丽民族的杰出文化代表。对于高丽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对整个高句丽王陵这一世界遗产的研究深度。地域文化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世界遗产。

　　如果说文物学研究在史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应不足。由于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们一时仍然显示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提倡世界遗产研究，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神秘的西藏布达拉宫便是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的典范，世界上无一处世界遗产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化身。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着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他们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文化一样都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建筑到城址，从文字到技艺都可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世界遗产的研究。并且，他们中有很多都是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如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巴文字，是东巴族的古老文字，现在能读懂的人已越来越少。加强对此类民族文化的研究，使之不至于失传，无疑也是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初衷相一致的。

　　三、从实证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另外，世界遗产研究目前对于实例研究的方法运用得较为普遍，而要形成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和一系列的理论建树必须要跟上。对世界遗产研究也应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加以总结和提炼。从经典建筑遗产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成功的艺术规律，布达拉宫的建筑样式以及地理位置的选择对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有着突出的贡献；从古老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采撷到优秀的艺术设计规则和韵律。这些形象的、感觉的知识，必须用理论研究加以认识和论证，并且从特殊到一般，总结出规律来，才能达到不就事论事，而将世界遗产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为其它相关学科的成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对于世界遗产研究的理论构想，是世界遗产研究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王国维先生说：“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当前，由于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间较晚，虽然中国的世界遗产排名世界第三，但遗产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有必要向遗产保护研究力量较强的国家学习。当然，世界遗产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情况是不同的，其所处环境也不同，应对的方式方法也应有所区别，学习时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同时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

　　四、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工作

　　最后是世界遗产面临着紧迫的可操作性法律法规建设工作。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几年城市建设加快步伐以来，遗产工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建设规模扩大，内容增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如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专家的严肃批评，结果为了恢复自然面貌，又要花很大代价去拆除；武当山的遇真宫被一把大火烧毁于一旦；泰山上修索道，破坏了整体的自然环境美。这些破坏世界遗产的行为使世界遗产遭受极大的损失，而我国的现有法律还无法对其处以相应的处罚。因为我国只有1984年出台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暂行管理条例》，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如《国家世界遗产法》、《国家风景名胜区法》等，而许多国家已制定一系列这方面的法律。结果出现了破坏一件普通文物要判刑，而整个世界遗产惨遭蹂躏却无从处罚的不公平现象。美国法律严格禁止在所有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修建索道，公园内除了按公路美学的原则修建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在欧洲以及日本、加拿大等国，世界遗产保护区内几乎见不到索道，即使有，也都远离遗产保护区。

　　另外，“多龙治水则治不好水”。因此，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成为当务之急。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争取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取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以至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破坏严重的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政府的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的建立是关键性的。

　　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规划工作者结合，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应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城建规划师也应在规划中充分考虑遗产保护工作，将规划的重点不只放在新、高、奇的现代建筑观上，为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而不是为利益或其它因素驱使，做出无法挽救的破坏遗产保护的项目来。遗产已被定义为全民的共同财富，保护遗存即是对亿万人民及其子孙后代负责。我们打造责任政府，编织民主程序，也建立法治与监督的体系。假如不作此努力，再古老的文明，再重要的遗存，也将在这个时代如若过眼烟云。